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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陈鹤琴:甘做幼稚园园长的大学教授
--中国幼儿教育奠基人陈鹤琴之子深情回忆

 

 

中国的现代幼儿教育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?

最早对幼儿心理进行研究的人是谁?

今天幼儿园里的各种教育形式是从哪里来的?

请记住陈鹤琴——这个把一生献给了“小孩子们”的教育家。

 

太平洋上的抉择

“一个人总是要有志向,定了志向,再定学什么,干什么。”父亲给我讲述他当年选择儿童教育作为终身事业的时候,总要说起这句话。

 

1914年夏天,父亲从清华学堂毕业了。跟当时他的大多数同学一样,父亲考取了庚款留美。当初中国国困民弱,许多人都想通过学医来强健国民的身体,父亲最初的理想也是学医。他把这个选择告诉了清华的周诒春校长,得到了校长的同意,周校长电告当时的留美监督,要求把父亲安排在美国最著名的医科大学——约翰斯·霍普金斯大学。

 

8月15日,父亲和其他赴美的留学生登上了“中国号”邮轮,开始留学的历程,日后成为父亲事业上的同志与挚友的大教育家陶行知也在其中。命运之神就这样巧妙地把他们安排到了一起,此次的同行,也成了他们终身友谊的发端。

 

踌躇满志的留学生们怀着对自由、民主、科学和新生活的向往,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乘风破浪,横渡太平洋。但是在船上待了不到三天,父亲就开始寝食不安了:“学医还是学教育?”“究竟我的志向是什么?是为个人生活吗?决不!是为一家的生活吗?也决不!我的理想是‘为人类服务,为国家尽瘁’。”“医生是医病的,我是要医人的。我喜欢儿童,儿童也是喜欢我的,我还是学教育,回去教他们好。”就这样,父亲确定了他一生的志向。

到达美国后,父亲努力寻找机会,改学了教育。

 

实验狂爸爸

1919年初,离当初规定的五年留学年限期满已经为时不远,而父亲当时已经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修满了30个学分,获得教育硕士学位开始准备他的博士研究论文了。博士论文至少还要有一年的功夫才能完成,父亲于是写了延期申请。

 

在等待审查核准的过程中,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校长郭秉文到美国物色教员,力请父亲下学期回国教书,并许诺3年后再设法送父亲回来完成博士学位。父亲就接受聘请回国了。

在父亲回国的最初8年里,除了在高校担任教职之外,还将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儿童教育理论的研究之中。理论是要从实践中来的,怎么办呢?当时我的大哥一鸣已经出生了,父亲就拿一鸣做实验。他拍了一百多张照片(见插图),还用文字详细记录了孩子的成长过程:

(1)这个小孩子是1920年12月26日凌晨2点零9分生的。

(2)生后2秒就大哭,一直哭到2点19分,连续哭了10分钟,以后就是间断的哭了。

……

第135天

(36)他从睡梦中惊哭起来,两手向上,眼睛往上开了两次,哭出短而快的声音。

……

第490天

(196)模仿洗衣:他拿了一块肥皂,用手捻着,在洗衣板上磨来磨去,模仿他祖母洗衣服的样子……

在一鸣出生后的808天里,他的或哭或笑,或拉屎撒尿,或学步走路,或模仿大人做了个什么动作,都让初为人父的父亲如获至宝,一一记录在案。通过观察和试验,父亲对儿童的动作、好奇心、模仿、语言、记忆、思维等方面做了科学的分析,积累了大量第一手材料。

 

1923年春天,父亲提出  设立幼稚园的主张,得到他任教的东南大学教育科的支持。到了这一年的秋天,中国第一所幼稚教育实验中心——南京鼓楼幼稚园诞生了。幼稚园就设在我们家里,父亲则是园长。

在当时的中国,儿童教育还是一片荒原,父亲创办幼稚园的做法遭到了不少人的笑话:“一个留学生,堂堂大学教授,搞娃娃教育有什么出息?”但时间证明了父亲的正确。

 

“我有一百多个孩子”

1935年,日本的武装侵略和国民党的腐败使中国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,儿童也灾难重重。8月1日,父亲在上海《新闻报》上发表文章呼吁各界人士都重视和关心儿童,这一呼吁后来被称为“九条宏愿”:

“一、愿全国儿童从今日起,不论贫富,不论智愚,一律享受相当教育,达到身心两方面最充分的可能发展。

二、愿全国盲哑及其他残废儿童,都能享受到特殊教育,尽量地发展他们天赋的才能,成为社会上有用的分子,同时使他们本身能享受到人类应有的幸福。

……

九、愿全国慈善家和一切成人们,对于凡百救济事业,先从儿童做起,遇到危险,先救儿童。”

“凡百救济事业,先从儿童做起,遇到危险,先救儿童。” 这样的话父亲可不是随便说说。1945年初,日本侵略者沿赣江南下,一时赣州吃紧。在这之前的8个月,父亲刚刚带着幼师二百多师生从泰和撤退到赣州,至今又不得不再度迁校。可是当时要钱没钱,要粮无粮,交通工具又没有着落。当时赣州大、中学校的作法是纷纷就地解散,幼师的同学听说后十分着急。父亲说:“我是一校之长,我就是讨饭也要带你们一起走。”
 
父亲去找当时赣南行署专员,要求他签发重庆教育部拨给赣州各学校的100万元迁校费,但是那人拒不签付。父亲气急无奈,愤然离去。后来通过朋友向青年会和圣公会借到了8万元,但是所有的船只都已经被当局控制,不得动用。父亲不得已只好恳求一名管船的职员借一条船给他。

管船的人以为他是为家眷借船,就问他:“你家有多少孩子要借船?”“我有一百多个孩子。”父亲回答说。没想到那个管船的职员竟读过父亲写的《我的半生》,他对父亲说:“我佩服你老先生奋斗的精神,无论怎样困难,一定分一条船给你们。”

 

挚友陶行知

“我们教育战线系同志,我们奋斗目标系同道,我们实践标准系同行,我们出生时代系同年,我们海外求学系同学,我们回国任教系同事,我们立志为人系表率,行知对我一生系楷模。”这是父亲八十八岁的时候应陶夫人之请,为纪念行知中学建校四十周年而作的题词。而这几句话,也准确地概括了父亲和陶行知先生的关系。

 

我小时候对于陶先生和他创办的晓庄师范都很熟悉。晓庄在我的脑子里就是“与农民打成一片、艰苦奋斗”的同义词。父亲常常向我们兄妹说起1927年3月的晓庄师范开学典礼。陶先生指着头顶的蓝天说:“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天花板。”指着脚下的黄土说:“这就是我们学校的地板。”他说,晓庄不同于一般的学校,我们的学校与社会打成一片,生活就是教育,教学做合一;我们要用手又用脑,创造新学校……13年后,父亲怀着与陶先生同样的气魄,在江西泰和的荒山上开辟了中国幼稚园的新园地。在创办幼师的第一天,他对师生和老乡说:“我们不是来读死书的,也不是来教死书的,让我们来推行活的教育。”

 

说起“读死书,教死书”,这里面也有父亲和陶先生的一段掌故:陶先生批判旧教育有句名言:“教死书,死教书,教书死;读死书,死读书,读书死。”父亲对于这句名言非常欣赏,他进而提出一定要把这种“死气沉沉的教育”改变为“前进的、自动的、活泼的、有生气的教育”,使教师“教活书,活教书,教书活”;让儿童“读活书,活读书,读书活”。这也是父亲“活教育思想”的发端。

 

1946年7 月,陶行知继李公仆、闻一多被暗杀后,在“等着第三枪”的恐吓声中骤然病逝。父亲不顾白色恐怖可能带来危险,为陶先生追悼会的筹备活动奔波。各团体和组织发起的追悼筹备会公推父亲为筹委会主任,在10月27日的追悼会上,陶先生的遗像悬挂在主席台蓝色天幕的正中央,上面还有一条写着“民主之魂 教育之光”的横幅。父亲致词说:“陶行知先生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,勇敢的民主战士;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!我们要学习陶先生的革命精神!继承并努力完成陶先生未完成的事业!”

 

12月1日,父亲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参加陶先生灵柩举行公葬的仪式,他代表51个团体宣读祭文,当读到“长江里流的不是水,是我们的泪,……你是穷孩子的保姆、人民的朋友、我们的导师,”“你吃得苦、穿得差、跑得累、住得坏……为老百姓服务……吃草也甘”,父亲号啕大哭,众人也为之泪下。

 

1947年1月,父亲在学校收到一封匿名恐吓信,信中画了一把匕首、三颗子弹,信中说:“陈鹤琴!你追悼陶行知!你等着吧!你的下场比陶行知还要惨!”对此,父亲坦然一笑,并且着手编写《人民教育家陶行知特辑》,在他主持的杂志《活教育》上刊发。

口述:陈一飞(陈鹤琴之子)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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